“伦理”与“精神”的诗意邂逅--樊浩学术自传之上部：“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引言：“名”—“家”禅<br> 江苏人民出版社为“社科名家”出版文集，要求附一学术自传。“传”者诠释也，地道的“自传”无疑不是自彰自见，而是一次读懂自己的机会，“学术自传”的真义是在学术反思中读懂自己，倾听自己学术生命的旋律。不知何时，我开始萌生并固守一种信念：学术与人生是同一的，学术乃是“人”的一种在场方式，是“人”之“生”的呈现和“人”之“命”的轨迹，是“生”之“学”与“命”之“术”，学术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区别只是在于，它是人的生命的理性（或灵性、悟性）的表达方式。所以，如果不能在学术、在学术“自传”中像尼采那样“瞧，这个人”，即“瞧”到“这个人”，也许便不是真正的学术，也不是真正的“学术自传”，因为“这个人”并没有被“学术地”发现并“传”起来，最大的可能是，学术对“这个人”来说只是异在的“谋生”之“术”，而不是“生之术”。当然，“学术自传”应当融合学术与生活，它们是“人”的灵与肉的一体两面，然而既然披着一件“学术”袈裟，也就意味着有自己独特的天命和追求。席勒说过：“在肉体的意义上，我们应当是我们自己时代的公民（在这种事情上我们没有选择）。但在精神的意义上，哲学家和有想象力的作家的特权与责任，恰是摆脱特定民族及特定时代的束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切时代的同代人。”“学术自传”，写的是自己，“传”的是精神，灵动于其中的当是学者由“自己时代的公民”向“一切时代的同代人”的超越与奋进的那种文化抱负和文明担当，至少，这种精神追求应于“传”中隐隐约约地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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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0;G64
2016-07-14（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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