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西方哲学的任务和问题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西方哲学学科建设和研究在改革开放前后广泛翻译和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进展,但也面临新的问题.我在回顾即有成就的同时,对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的现状和面临的任务有一些思考.以下拟从四个方面谈谈自己的观点,就教于同行和方家.
一 西方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研究
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特点是用教科书界定学科体系.贺麟先生在抗战时期写道:“西洋哲学之传播到中国来,实在太晚!中国哲学界缺乏先知先觉人士及早认识西洋哲学的真面目,批评地介绍到中国来,这使得中国的学术文化实在吃亏不小”.[1]虽然“西方哲学史”这门课最迟在1917年就已经开始了,胡适、张颐、汤用彤、贺麟、陈康、郑昕、任华等著名教授都讲授过这门课,但解放前北京大学使用的是梯利的《哲学史》英文教材,20世纪50年代使用的教材是苏联人写的《哲学史》多卷本.
2014-03-19（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共4页
1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