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语境中的“排除合理怀疑”
中国刑事诉讼现行证明标准的特点，一是以印证为中心，二是以客观性为基点，三是以可知论即认识乐观主义为理论根据，四是以目的为方法，在证明活动中的可操作性不足，五是普遍适用，缺乏区别和细分。应当分析“排除合理怀疑”的渊源，借鉴域外经验。从适用对象看，“排除合理怀疑”既针对证据的确实性，也针对充分性；它应用于证据的综合判断，也可以在证据个别判断中使用。“排除合理怀疑”与“证据确实充分”，作为证明方法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积极建构与消极解构，以及客观印证与主观心证的不同语词倾向。二者在证明程度上既有一致性，也有区别，证据确实充分是排除合理怀疑的充分条件，排除合理怀疑是证据确实充分的必要条件。在中国刑事诉讼中运用“排除合理怀疑”，需要强化疑点审查的“消极思维”，以加强防错机制；将其既用为证明标准，也用作证明方法；“排除合理怀疑”可适用于不同类型的案件，以及案件的不同诉讼环节，但根据不同情况，在实际把握上可以有所区别；在运用中应紧扣经验法则，并和“疑点排除”的中国经验结合运用；为便于适用，可作适当的语词性解释；应当以判例解释证明标准并推动其贯彻；能够通过展开心证形成过程等程序要求和证据法制度保障其成为有效的法规则。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
D915.33(法学各部门)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受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学科前沿与交叉创新重点项目资助.写作过程中,四川大学法学院张斌老师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
2013-01-27（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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