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的吏隐文化及寺观游览与杨凝式的书写

摘要：

入仕和归隐,一直以来都是潜藏在古代文人士大夫内心的深层矛盾.他们—方面积极进取,通过为官而获得权力并享受出仕好处,同时又非常想保持个人心境的超凡脱俗,过着"腰悬竹使符,心与庐山缁"[1]的理想生活.这种矛盾在唐代得到了极大程度的调和,一种兴起于唐初,盛于中唐,并一直延续到宋代的隐逸方式——"吏隐",成为唐代文人士大夫群体中一种新的生活态度和风尚[2].据杨晓山在《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一书中对唐宋诗歌的研究得知,"吏隐"这一概念在语言描述上的确立,大概在7世纪晚期或8世纪早期.但这种观念由来已久,在东方朔生活的时代就已经十分成熟.东方朔曾将自己处世的态度形容为"避世于朝廷间",既然"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又何必求于"深山之中,蒿芦之".杨雄批评东方朔这种状态不配称为隐者,因为这种禄隐的方式并非那个时代的人们所能接受的[3].当后世人们的态度发生改变,这种"自我陶醉"的表白,成为身居闹市的"隐士们"自况时常用的修辞模式[4].

机标关键词：杨凝式、五代时期、隐文化

分类号：J292.1;I207.22;K852

在线出版日期：2021-10-28（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页数：共5页

页码：2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