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专题

10.3969/j.issn.1003-1782.2014.24.025

岂可只为缁门范,千载尤闻禅书香-论智永《真草千字文》的真书艺术

引用
智永是陈隋时期的书坛巨子,关于其家史及学书经历见于何延之《兰亭记》、施宿《嘉泰会稽志》以及陆友仁《研北杂志》等文献。在中国书法史上,智永最大的功绩在于临写了《真草千字文》八百本流传江左诸寺,在隋末初唐,其临本又传到了北方地区,成为当时习字者必备的范本。关于《千字文》问题的研究,以唐长孺的《跋吐鲁番所出〈千字文〉》和启功的《说〈千字文〉》二文最具代表性。自南朝梁代周兴嗣编撰的《千字文》产生以后,便逐渐代替了汉以来《急就章》的蒙书地位。在梁代,《千字文》的写本主要有“集王字拓本”和“萧子云写本”两种。到了南朝晚期,由于转拓临摹的原因,世传的《千字文》写本在笔形与字形上逐渐失真,时人据此学习书法,往往难得“庐山真面目”。正是基于这种不良的书写状况,智永以继承家法为己任,大量临写了“集王字拓本”《千字文》,广传江左诸寺,以正经生书风,力图为当时的佛经抄写确立一种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体现在真书(即楷书)中,对于草书书写,智永的用意也在于规范草法,力求端严。对此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大乘义章书后》中有一段很好的论证。他说:“又此书日本刊本,其卷一标题下,有草书‘草书惑人,伤失之甚。传者必真,慎勿草书’等十六字。寅恪所见敦煌石室卷子佛经注疏,大抵草书。合肥张氏藏敦煌草书卷子三种,皆佛经注疏,其一即此书,惜未取以相较。观日本刊本‘慎勿草书’之语,则东国所据,最初中土写本,似亦为草书,殆当日传写佛典,经纶则真书,而注疏则草书。其风尚固如是欤?”可见,智永临写草书的目的,应该是出于规范抄写佛经注疏而用的草法,以免传抄有误。

千字文、草书、写本、规范、佛经、书写、书法史、日本、南朝梁代、敦煌、大乘义章、北方地区、萧子云、吐鲁番、唐长孺、兰亭记、经生书、金明馆、何延之、陈寅恪

K87;J29

2015-08-07(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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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1782

11-1136/J

20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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