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即义理:钱大昕在义理和义理之学上的权宜之计
清代学者钱大昕是最为典型的考据学家,考据就是他学问的全部.其学术理念和学术实践都与宋明的义理之学迥异其趣.然而,钱大昕不只是考据学家,他还是虔诚的儒者,因而他即便对义理和义理之学持否定态度,也不得不以明道为旨趣.基于这种特殊心态,钱大昕只能调停于训诂和义理之间,祭出“训诂即义理”的权宜之计.
钱大昕、义理和义理之学、考据学、《四书》、程朱理学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四书”学史》13ZD&060的阶段成果.
2017-03-23(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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