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指”的责备——1920年代末戴望舒的左翼文学经验与态度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戴望舒避难于施蛰存松江小厢楼的“文学工场”,不久后出走到北京,从北京回到松江的半年后又迁入刘呐鸥在上海的“花园洋房”.由这一系列的辗转和路径的选择,可以看出他在冯雪峰给“文学工场”带来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意义”与刘呐鸥带来的“驳杂的视野”之间的接受过程.本文通过对《断指》的“本事”和“情志”两个层面的解读,发现诗人对“断指”的取用方式很大程度代表了他对左翼文学经验的处理逻辑.而戴望舒在《断指》与同时期的《对于天的怀乡病》两首诗中体现出来的“怀旧” “怀乡”的情感状态,也解释了他为何在模仿创作了《流水》《我们的小母亲》等无产阶级诗歌之后便中断了尝试.
戴望舒、《断指》、文学工场、左翼诗歌
2019-03-07(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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