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969/j.issn.1002-235X.2016.09.003
器物、资本与文明
亨廷顿那部大名鼎鼎的《文明的冲突》,可谓一时“洛阳纸贵”,真是“不谈文明冲突难,就称学者也枉然”!听说亨翁曾关注中国学界的讨论,并希望了解其观点,听后淡然一笑,曰不值一驳。亨翁如今已逝,正所谓“昔人已乘黄鹤去,空余高论香满楼”。但在我看来,亨翁之论固然在其学理上难以做到完全协调一致,但确实是提出了有价值的问题。这一点,将会随着时间的推进,越来越得到证实,按照他的说法:“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最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国际议题中的关键争论问题包含文明之间的差异。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全球政治已变成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1]这一点随着21世纪开幕以来的政治现实,似乎越来越得到印证,最典型的,自然是从“9·11”到“11·13”,从恐袭纽约以及随后在全球范围展开的“反恐战争”为标志的2001年,到2015年的巴黎恐袭则使用更为贴近平民的常规暴力手段,确实是震惊世人。更重要的是,伊斯兰国不同于此前塔利班或“青年党”等“民族主义的圣战运动”,其“宏图大略”前所未有:“ISIS决心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哈里发国,消除中东地区的所有国界,甚至把国界线推得更远,一直延伸到印度和中亚。不同于其他组织的成员期盼以自杀式炸弹袭击的殉教方式进入天堂,ISIS的成员希望建立一座人间天堂。在建国的理论和实践上,ISIS遥遥领先于其他组织。虽然 ISIS 清除了受过良好教育、不遵循信条的穆斯林,但是也一直在努力招募具备技能、学识和管理能力的极端分子同道,参与在其控制的领土上进行的建国实验。因此,比起把国家建设的需求当作远虑的‘基地’组织,ISIS要超前得多。ISIS也没有照搬塔利班的模式,后者在1996年至2001年统治阿富汗期间拒不信任一切穆斯林技术官僚,结果,塔利班在2001年美国入侵之前已是一派风雨飘摇。”[2]
资本、文明的冲突、塔利班、国家的利益、组织、政治现实、穆斯林、主导模式、中东地区、支配地位、争论问题、战争、文明冲突、完全协调、同而不同、天堂、全球政治、民族主义、经济发展、极端分子
D81;D8
2016-10-18(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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