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作家的身份变换与认同困惑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个意味深长的年代。它尚未远去，但已经成为当代思想文化讨论中一个难以绕开的源点，许多问题可以溯源于此，或在此找到重大明显变异的迹象。改革的步伐愈加坚定；中国日益深入世界市场的竞争之中，知识生产和学术活动已经成为全球化过程的一个部分；人文知识分子从启蒙的立场后撤，思想讨论和学术表达日趋细分和精密，知识进入了职业化的快速通道。①在此过程中，人文价值共识的松垮形成了九十年代刺目的精神症候，“人文精神大讨论”骤然兴起表明了人文知识分子共同感觉到了问题的压迫性，而它无法导向某种具体价值重建的结局，也拉开了一个认同困惑的时代帷幕。九十年代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的问题的复杂性超出了他们所熟悉的历史，许多意想不到的社会或思想的角落，刺出了让人措手不及的尖锐矛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思想生活，围绕着某些重量级的矛盾或对抗展开，例如“社会主义国家和独立的批判知识分子同时面临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挑战；中国政治和文化主体性面临全球后现代转向的挑战；中国的思想话语和制度面临以第二类大众社会为形式的民主（市场的商品力量而非革命政党是这一民主主要的动员力量）的挑战”，“先前既定的思想和文化政治联盟转变成了新的、时常是料想不到的派别”。②文学在这次文化场域的激烈重组中被抛到了边缘，狄更斯“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颇为精准地形容了大多数作家所面临的境遇。主体的身份问题首当其冲，是否要重新选择自己的身份？有哪些可供选择的文化身份？选择怎样的自我身份？如何表达自我的身份重建？一系列的文学现象就此进入了文学史的叙述，也留下了这个时代特有的文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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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3;I20
2016-08-22（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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