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迟到了二十多年的祭文——《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中的隐衷
梁启超先生辞世于1929年1月19日,作为深受梁启超影响的学生,当时梁实秋为什么没有于第一时间写作与发表祭文纪念梁启超?而是事隔几十年之后,于流落台湾之时才写出《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更让人不解的是,迟到的祭文为什么还避而不谈梁启超作为政治家的一面,仅追记梁启超作为学者的一面?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一文最初收入台湾文星书店出版的梁实秋文集——《秋室杂文》,出版时间为1963年.夏晓虹在《寂寞身后事——时人眼中的梁启超》一文中写道:
梁启超1月19日病逝,第二天,其晚年"最爱护的学生"(胡适语)徐志摩即寄快信给胡适,商量《新月》杂志出梁任公先生纪念专号事;三日后又追加一信,仍谈此话题,并确定专号为第二卷第一期."三月十日定须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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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0;G23
2013-06-05(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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