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969/j.issn.1002-5529.2006.04.005
由诗学到修辞学再走回来:文学与话语
西方的文学研究奠基于亚理士多德的<诗学>,寻求探究文学话语的类别、元素和技巧,以至诗歌体式的本质.嗣后的批评史大抵沿此蹊径,着眼于作品、题材和各种要素的关系等;相对而言,较少注意文学文本作为一种交际行为,如何在听者身上带来转变.亚理士多德所言的诗之"效",集中于谈悲剧,且仅寥寥数语,语义不清.他对话语的研究,见于另一部著作,题为<修辞学>.这两部学术著作旨趣各异而又年代久远,实在教人惋惜,原因在于,亚理士多德所谈到的修辞问题实有助于文学研究,接受过文学训练的学生更能发挥技巧来改善话语,应用范围超越文字和戏剧,更涵盖社会交流.现代社会的种种发展,诸如公共界域、通讯技术、经济、人口统计、教育等领域,几乎无一不令我们成为种种形式的劝说的对象.我们身处步向后读写的时代,这样的情况只会愈见(而不是愈非)明显.本文认为人文学科的教育应加入修辞训练,内容不仅是教学生如何写文章、交报告或发表口头报告等,还要包括理论及评析的练习,来了解和分析如何在各不同领域中运用劝说话语.为说明此一需要,本论文分析了两个文本,一为文学作品,一为商业文字,分别选自莎士比亚的剧本和香港报纸上刊登的豪宅广告.本文透过分析莎剧中的修辞技巧,以及广告文字中的诗学意味,指出劝说话语的教育,无论在知识上、文化上、公民上等层面而言,都是有需要的.
亚理士多德、修辞、诗学、文学、话语、互文性、教学
I0(文学理论)
2006-08-29(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共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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