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愤,还是有所思?——论汪曾祺从《聊斋志异》翻出的“新义”
《聊斋志异》有义理有诗情,既纯正又潇洒,但重心还是落在义理之纯正上,被一股落拓名场的怨气所贯注,成为一部“孤愤之书”.汪曾祺《聊斋新义》对《聊斋志异》的创造性改写体现在:作家摘去蒲松龄议论纯正的一面,单留下诗情,于是,挣脱了“憎命文章”捆缚的诗情不再流于“孤愤”,变得异常通透.汪曾祺的诗情总是俗而可耐的,他反复歌咏的是栀子花、杏花这些为雅士所不取的俗物.在诗的世界中逸兴遄飞的汪曾祺,看穿了俗世的无聊、凑合,他对《聊斋志异》的改写热辣、忧伤,是把自己“放”进了蒲松龄的作品里.
2020-10-29(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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