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伴物种”的后人类批判及其限度
“后人类”是科技革命主导下产生的一种文化情境,我们不应忽视动物作为“他者”对构建后人类主体性的重要作用.唐娜·哈洛维将人、动物、赛博格视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同伴物种”,从而打开了在海尔斯以信息学、控制论来批判后人类主义之外的另一条路径.哈洛维的动物生态立场强调人和动物的关系性,不仅挑战了启蒙主义以降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想象,也构成了对德里达、列维纳斯和德勒兹等人动物哲学的对话与批判.哈洛维的后人类动物伦理观虽然基于生物科学领域的前沿观念,但如果想要在现实世界获得落地实践,仍不免带有某种乌托邦色彩,这体现在她对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理论的征用所遭遇的麻烦.或许只有像海尔斯那样以文学文本为话语场域,才能更具身地进行跨物种的共情想象,从而操演那种基于人和动物的身体及历史共性的“世界政治”.
跨物种、后人类、人和动物、人类中心主义、动物伦理观、文学文本、文化情境、斯皮瓦克、世界政治、启蒙主义、批判、列维纳斯、科学领域、科技革命、海尔、动物生态、主体性、信息学、乌托邦、赛博格
TP3;R85
2018-02-05（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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