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里的民国机制与左翼电影的边界
左翼电影的边界问题,需要进入20世纪30年代的民国机制,进入租界化上海的文化场域,才能做出符合历史的解答.“借鸡生蛋”的方式决定左翼电影的边界不能完全由编剧或导演的左翼身份来确定,相当一部分左翼电影的编剧和导演并不是左翼人士.“反帝”、“反资”、“反封建”的主题是30年代国产电影的时代话语,不为左翼电影所专擅.以电影检查制度和左、右翼对立的逻辑来确定左翼电影的性质,同样面临挑战.实际上,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左翼电影”,“新兴电影”的称呼更为妥当.“左翼电影运动”概念也只能在“左翼的电影运动”的意义上使用,而不能理解为“左翼电影的运动”.
本文为重庆市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国都的文学想象与国家观念的建构”批准号:渝教人”2014”47号和2014年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国都的文学想象与国家观念的建构”批准号:14SKB10成果
2015-05-14（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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