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学术评价——兼答杨洪承教授
我的《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史写作编年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以下引文凡出自该著者均只标注页码)出版以来,引发了一些同行的关注和讨论.其中,杨洪承教授新近发表的长篇书评《“新编年体”在史料整理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徘徊——评付祥喜〈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史写作编年研究〉》(载《文艺研究》2014年第5期.以下简称“杨文”,引文凡出自该文者不再标注出处),对拙书采用的“新编年体”(“编年研究”)有“一些困惑和不解”,他说:“该著性质究竟是属于研究类还是资料整理类?”进而质疑其创新程度和价值.我觉得,他提出的问题涉及对“编年研究”理论意义的理解与学术价值的评价,值得讨论,所以写此文进行阐述,同时作为对杨教授的回答.
2014-10-31（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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