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6060/j.cnki.issn2095-8072.2017.02.007
政治生命与生物生命:《一九八四》的两种生命形式
《一九八四》展示了国家权力直接以群体的自然生命为治理对象,在对其实施了政治管制技术之后所可能呈现的恐怖图景.结合阿甘本有关形式生命的生命政治学观点分析奥威尔在小说中书写的生命类型,本文认为:奥威尔在小说中主要叙述了温斯顿的政治生命和他所期望的无产者的生物生命(或说自然生命)这两种生命形式;大洋国治理技术的目的在于以政治权力的逻辑任意捕获大众生命,并最终将其推向形式生命的境地;《一九八四》宣扬了政治生命是一种不值得活的生命,而无产者的生物生命作为未来社会的希望,则不可消除并终将获胜的观点.作者让温斯顿单方面相信政治生命必将被无产者的生物生命所取代的态度,反映出奥威尔在政治和人性立场上持有某种虚无乐观主义的立场.
《一九八四》、生命政治、形式生命、政治生命、生物生命
I106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高原学科建设计划Ⅱ高原上海戏剧学院艺术学理论”资助,为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2016M590433;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1601126C
2017-05-04(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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