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969/j.issn.1004-0927.2018.11.089
海德格尔诗学视阈中的儒家亲子观
十九世纪中国和英国之间的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经常被史学家们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化时期,而与此同时的欧洲也在经历着同样的历程.尼采的"上帝死了"宣布了近代社会二元论主体思想中"人"的死亡,正是这种危机导致"十九世纪中期的欧洲社会内部发生剧烈动荡,终于爆发了1848年的欧洲革命以及随后不久的克里米亚战争.此时的欧洲知识界弥漫着一种怀疑,焦虑的情绪.社会文化的发展到了寻求新方向的关口."[1]政治经济上的中心下移导致了西方形而上的衰落,而制度化僵硬化的超越而外在的人神关系的不可避免的没落也导致了做为人的意义的缺失,许多西方的宗教和哲学传统总是嫌亲子关系和家庭太偶然,太可变,太多样,所以总是力图摆脱它们而以更永恒超越的实体原则做为生命意义的源头和依归,而在重建形而上学的现实意义及可能性方面,儒家的形而上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弥漫的今天有很大的裨补作用.因为儒家所有的学说根基正是深深扎根于亲子关系的,它与道家佛家一起参与塑造了整个华夏民族的精神命脉,虽然几经摧残,花果飘零,然而其潜移默化到人们日用常行中的强大生命反而开始在现代社会焕发出新的活力,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真正过去的东西,一定会在未来与我们相遇.
2019-01-18(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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