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969/j.issn.0257-5906.2019.04.019
命运的圆心与叙事的弧线
作家为小说赋予生活之上的隐喻意义,往往源于自己内心的时代焦虑.本期讨论的几篇小说,邓一光的《风很大》(《长江文艺》2019年1期),双雪涛《剧场》(《作家》2019年1期),余一鸣《理想主义青年郑三寿》(《清明》2019年1期),雷默《苍蝇馆子》(《当代》2019年1期),有着某些内在的相通之处.《风很大》中的陶问夏,《剧场》中的"耳钉男孩"是逃离的姿态;《苍蝇馆子》中的刀锋,《理想主义青年郑三寿》中的郑三寿选择了回归.这几篇小说,其实都在探讨一个人如何生活的问题,这是个终极而永恒的疑问,对于人类来说,没有人能完全置身世外.邓一光的浪漫主义,余一鸣的理想主义,雷默的现实主义,双雪涛的象征主义,只是他们构建小说世界时预留的装饰.在作家营造的对抗感中,我们思索他人的生活,无论是否会带入自己的观念、感情和判断,都不妨碍对命运的理解,以及那些装饰背后作家真正想要表达的意义所在.
2019-05-30(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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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