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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误读的弊与功——从《管锥编》对《春秋》“五例”的解读与阐发说起

引用
《春秋》五例,本来是以命名的细微差异表示对事件和人物的褒贬,达到宣示作者政治伦理信仰的目的,并不是就文学的修辞和叙事而言.历来论者对五例立论指向未予细辨,诠释多欠精确.刘勰通过对五例善意的误读,赋予了新的含义,并创建了全新的文论范畴“隐”,推进了中国文论民族特色的形成和强化.刘勰所说的“隐”与五例中的“微”,他说的“复意”、“重旨”与《春秋》的微言大义,有性质的区别.离开文学的特性对春秋书法过度诠释,产生了消极影响,导致穿凿附会的索隐批评,是不可取的.文学批评史研究,应将本来意义的五例,与后来的“重旨”之说明确区别.

五例、隐、重旨、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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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6(文学评论、文学欣赏)

2013-06-25(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共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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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001-5973

37-106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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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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