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8.005
海外利益保护与生态累卵性——总体国家安全观中需要考虑的科技和生态因素
如果”安全”的主体逐渐从传统的政治主体,转移为不断分化的个体和社会化集体,那么”安全观”首先应该是一种对社会新兴主体、个体、群体的深刻觉察.如果国家治理的工具逐渐和科技结合,当国家在使用科技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时,科技还可以不断消解原有的权力主体,并产生新的治理对象和权力中介形态,如此视角之下,国家安全不再是基于地理主权疆域,而是没有明显内外界域的新安全观念.灾害频仍的人类纪世代,人类正在目睹一次生物大灭绝和人工智能的崛起,它预示着一种全景化的危机型社会的来临,世界政治权力正在进行新的分化组合,全球政治的新游戏规则正在重新生成;同时由于人类不断干预自然和人文的界限,尤其是不断通过科技创造新的能动性赋予方式,国家总体安全于是直接体现为对不同真实程度的安全护卫:现实安全、超现实安全、模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安全.
累卵性、积极安全、消极安全、国家安全
D80(外交、国际关系理论)
2018-09-10(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共8页
44-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