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传媒生态下的重大疫情与社会焦虑——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病理学视角
后现代传媒与现代传媒的关系和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一样,前者源于后者并对后者构成了批判与解构的关系.后现代传媒借助现代网络技术,以符号和概念等为中介引导和控制着舆论,并参与民众的心理和行为方式的塑造;后现代传媒还是多重话语权力的角力场,不同力场之间发生以不同利益为导向的斗争,使得后传媒时代的新闻由于在事实与价值上的不等价而处于一种"后真相"状态,在民众中的表现是对新闻信任与怀疑的不确定性焦虑状态.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鲍德里亚对后现代传媒社会的批判,与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和大众传媒的批判一样,都是对现代性悖谬的一种揭露式批判.受F.诺伊曼从病理学角度研究焦虑与政治关系的启发,霍耐特在反思与重构批判理论遗产时,将法兰克福学派主张的"社会哲学"称为社会病理学,即在对历史与现实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批判性地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社会不良甚至是病态的现象进行哲学上的拷问,认为这种研究方式萌生于卢梭,经过马克思和尼采的哲学批判思想,而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自觉的研究方式.这种综合不同科学而问诊社会病态现象的研究方式,对理解后传媒时代的突发重大疫情与社会焦虑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后现代传媒、异化、社会焦虑、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病理学
C912.6(社会学)
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201906100079
2021-05-26（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共6页
78-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