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与物——论儒学如何安顿“知性”
传统儒学若要在现代社会开出新的天地，就必须对儒学能否容纳科学的问题予以积极回应。目前为止，对此问题思考得最为深刻的依然是牟宗三。牟氏提出“坎陷论”，将科学与儒学的关系理解为如何在儒学的架构中为“知性”安排一个恰当位置的问题。此论诚可贵也，却也面临诸多批评。其中，论者的一个主要不满在于人们往往认为“知性”是舶来品，若将其嫁接进中学，未免令人生疑。然而，“知性”虽是西学所擅长，但却并非其独有。因此我们可以变换思路，从中国学术内部来思考在儒学中如何安顿“知性”的问题。实际上，中国文化“重智”的一面在先秦名家有突出的表现，其主要标志在于“物”观念的独立及与之相应的“名”的独立发展道路的开辟。因此，儒学中“知性”要素的发展有赖于扬弃“人贵于物”的传统立场，进而正视“物”的观念，而这一设想在儒学的根柢层面是可以找到根据的。从一定程度而言，一种名家式的儒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应当的，这将属于兼容了科学维度之后的一种未来儒学。
儒学、科学、名、物、知性、名家
B25(近代哲学(1840~1918年))
2023-09-22（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共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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