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朝奏折制度对督抚权力的影响
一般认为,康熙三十年(1691年)前后,用于君臣之间秘密沟通的文书——奏折开始使用,“它的确立不像某个衙门的设置,似乎是无形,但它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一般衙门的兴废,他涉及到君臣间权力的分配、皇帝政令的实行,是官僚政治的重大变化”①.康熙帝与具奏人进行一对一沟通的目的有二:一是通过内外诸臣的密奏,收“明目达聪”之效;二是利用密奏这一形式,使“诸王文武大臣等知有密折,莫测其所言何事,各加警惧修省”②.康熙朝的奏折以大臣汇报各地情况为主,主要承担传递信息的功能,对强化皇权有益,对政务的直接作用有限.雍正帝则不甘心作一个单纯的信息接收者,在充分利用奏折“上传”的功能的同时,开发它的“下达”功能,对内外政务全方位施加个人影响.在他统治的时期内,奏折与传统的上疏形式——题本并行,但实际作用已大大超过题本.奏折文书引导政务运行后,最失落的机构无疑是在题本处理流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通政使司、内阁与六科.内外奏折皆由宫门封进,直递御前,通政使司被彻底排斥在奏折运作流程之外;内阁的票拟职权完全不能施之于奏折,对重大事务的知情权与建议权锐减;六科的封驳复核权更无从谈起,三机构原有的权力改由具奏人和皇帝分别承担.因此,皇权的加强势所必然,而具奏人的权力也受到影响,改变了固有的政治权力格局.特别是全权代理辖地内所有文武官员题、奏事宜③的督抚,兼用奏折后,与其他层级官员群体之间产生了权力的博弈.
2014-09-17（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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