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否决的社会建构——以我国几次立法禁止“人肉搜索”的失败为例
针对传统的政策否决理论无法对我国立法禁止“人肉搜索”失败的现象做出完满解释的问题,本文通过引入建构主义社会学中边界物的概念认为:作为边界物的“人肉搜索”由于其解释的灵活性,存在着技术、权利和适用三个层面的划界.如果说从依靠人的“人机互动”中衍生出针对人的“人际互动”具有偶然性的因素,在其立法禁止的多方尝试中却是隐私权和“监督权-批评权”相对于另外一种隐私权和言论自由权划界方式的胜利.虽然中央和地方都试图在“监督权-批评权”的指涉对象上做出社会一般失范和官员腐败的划分,结果也只是带来规制性政策的流产或是象征性通过,即便趋利避害地利用“人肉搜索”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文章还进一步指出,“人肉搜索”现象的出现和政策应对上的两难源于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张力,只有对其进行有效分流才能真正阻止“网络暴力”的产生.而且在信息社会等生成性的制度语境下,打开政策问题内容的黑箱也是十分必要的.
人肉搜索、政策否决、权利、边界物、社会建构
8
D621(政治制度与国家机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103105中国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项目201104122
2012-03-05（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共11页
2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