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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重罪协商的障碍、困境及重构——以“权力—权利交互说”为理论线索

引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目标及构造等方面的偏差,导致其自身未能充分凸显协商之本质特征,故对重罪协商设置了制度性障碍,成为制约我国重罪协商适用及其发展的原因.追根溯源,认罪协商之正当性基础长期未能予以厘清,即为何协商达成后应给予被告人处遇优惠.在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进程中,应当首先反思认罪协商的正当性困境,以“权力—权利交互说”重构其理论依据,证成被告人获得协商利益的正当性;进而转变改革思路,完善程序设计,健全保障机制,夯实公众基础,探索重罪协商的“权力—权利交互”模式.

重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认罪协商、协商性司法、权力—权利交互说

D9 ;TP3

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研究成果

2019-12-30(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共14页

5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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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1000-4238

31-1050/D

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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