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容隐”原则与当代中国刑事法制的人伦回归
一、“灭亲”作证义务与“株连”司法困境一位前高官因贪污受贿罪嫌受审,控方最关键证据竟是被告之妻的录像证词.妻证夫有罪,超出国人常情,也出被告意料,于是他只好不惜自爆“红杏出墙”家丑以证妻子人格卑下、图不伦利益,故证词不可信.不久前的济南审判这一幕,让国人有些不解.类似的事,近10余年不胜枚举.在佘祥林冤案中,佘母杨武香仅因多次主动向警方提供“死者”张在玉还活着的证据为儿子开脱,竟被警方以“包庇罪”嫌逮捕关押9个月,释放3个月后去世.
2015-03-18（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74-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