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界的新生活》:"道德统计""计划电影"与"道德自律"考索

摘要：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其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发动了一场冠以"新生活"名义的社会运动,该运动以"由公务人员作起,再推之民众"的程序和"先以教导,后以检阅"的方式[1],迅速辐射到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和社会各个领域.从根本上说,新生活运动是一场试图通过"教育"来达到社会改造目的的运动.关于它的性质,可作出如下界定:它是一场以建构现代性的民族国家为出发点的国家行动和社会改造运动,冀图通过建构吉登斯意义上的社会控制的方式来完成社会整合,①并最终达到复兴国家和民族的目的.②作为一个试图建立全面社会控制的现代性工程,新生活运动自然不会放过电影这一重要的社会领域.除了通过国民党政权原有的电影生产动员体系对社会性的电影生产、国民党官方自营的电影生产等产生或试图产生影响之外,在抗战之前,新生活运动在电影领域还进行了直接的社会动员.就后一个方面来说,新生活运动的影响力有限,但它却成功"征用"了当时在电影界地位举足轻重的罗明佑和洪深等人,在整个电影界大规模左翼化的30年代,这不能不说是国民党政权的一个不小的"成就".

资助基金：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教育电影传播与接受研究》16YTC026

在线出版日期：2019-04-01（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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