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6551/j.cnki.1002-1809.2017.02.005
当代文学学科:从“批评”到“研究”——关于程光炜与其人大弟子的当代文学史研究
一
多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往往被视为一个没有“学问”的学科,一直到1999年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问世,大陆学术界始有“当代文学”学科从幼稚逐渐成熟、“当代文学”终于有“史”了的感叹.①不过,洪子诚的当代文学研究著作虽然一度鼓舞了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史”编撰热潮,但其树立的高度及其带出的问题实际上却使真正有效的“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困难变大了.就在该书问世不久的2002年,李杨便在和洪子诚的通信中,对其以“一体”和“多元”对立的框架来结构当代文学史的合理性表达了自己的质疑,认为与“上编”“50-70年代的文学”那种对权力与文学复杂关系的极为细腻和深刻的分析相比,“下编”的精彩程度显然不如“上编”.而之所以如此,李杨认为原因就在于“知识考古/谱系学”的方法没能在分析80年代(本文所涉文学年代均在20世纪范围之内,以下不另说明——笔者注)以后文学的部分得到贯彻.对于李杨的评价,包括洪子诚本人在内的不少学者也表示过同感.只不过,洪子诚在解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时却带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都将面对的大问题:“对于启蒙主义的‘信仰’和对它在现实中的意义,我并不愿轻易放弃;即使在启蒙理性从为问题提供解答,到转化为问题本身的90年代,也是如此.”②
当代文学史、文学学科、程光炜、大弟子
I206.7;G633;I0-03
2017-04-19(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共8页
31-37,46